2022年6月14日下午，由山东大学港澳台办主办、金年会登录主办的“港澳法律学者系列讲座”第１期成功举行。本期讲座主题为《司法调解的技艺》，主讲人是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贺欣教授。
司法调解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法治现象，当前司法调解的民事案件大约到了百分之30~40%，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由诉前调解分流。传统调节模式中，认为调解员或者法官在争议双方中处于中立的位置，也就是所谓的“二元论模式”。贺欣教授从三元论模式这样一种新的视角，结合具体案例层层分析，肯定了法官在调解中的独特地位。
根据二元论的观点，法官的调解技巧只是从时点、场景切入，而采取相应的调节方式。比如在案件上诉期间趁热打铁积极寻求双方当事人和解，对对方当人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引导其进行换位思考，或者根据法官掌握的信息优势采取背靠背的方式调解。
贺欣教授根据三元论模式，像观察毛细血管中的压强和阻力一样，从微观的层面考察调解中权力的运作。他从采取五种不同调解方式的五个典型案例入手，分析了法官如何就当事人提出的主张进行协商处理。在“新加坡工人案件”“上海民工案件”这两个离婚案件中，法官在复杂繁琐的案情中，从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出发调解双方矛盾，最终以原告撤诉结案。
在女婿殴打岳父的案件中，岳父对女婿“狮子大开口”要求高额赔偿，法官利用专业知识对岳父的要求以压缩方式进行调解，成功劝岳父从35000元的赔偿降至5000元，以和谐的方式结案。
而在“老屋继承案”中，法官顶着部分农村存在重男轻女思想的现实压力，秉持着新时代男女平等的观念，将复杂的继承案件用转化的方式，最终以买卖收尾。
在倒插门案件中，女方提出要求男方支付空窗费这一令人匪夷所思的要求，男方也要求女方归还彩礼和首饰。法官在结合两人结婚后的实际情况，将男方的诉讼请求适当扩张，认为女方应当给予男方一定的赔偿。
在最后的商人案件中，商人诉私立医院还钱，由于法院的失误没有及时将文书送达女院长，商人扬言停两台挖掘机在法院门口。法院由于害怕亲自陪同商人去找私立医院女院长。
通过对以上案例的细致观察，贺欣教授认为，司法调解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信息的不平等，调解人掌握当事人双方纠纷的详细资料，可以轻而易举的利用信息和知识的优势进行案件的调解，而双方当事人在没有专业律师的介入下很难掌握案件的全部信息。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出几乎所有案件都可以调解的结论。另外，我们可以在司法裁判文书中发现，即使是一些案情相同的案件，调节处理的结果未必会一样。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法官不仅会有法律方面的考量，而且还有社会人情以及社会稳定等政治因素的考量。比如在文化偏见影响下产生的老屋继承案中，法官不能一味的考虑法律的规定，还要兼顾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压制痛苦妇女的离婚清求，为被离婚的外地男人争取赔偿，为残疾的工头争取合同款，屈服于手腕毒辣的商人，并不是按照简单的性别、阶级强弱来考虑调节方案，而更多的是“社会效果”的政治考量。
贺欣教授指出，任何理解司法调解的努力都必须纳入法官自身的考量，法官的调解力量在案件中不可小觑。在三元论模式中，对法官运用权力进行调解也是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法官在实际的案件中会考虑到案件的不同影响，从而采用不同的方式，以达到兼顾法律、人情世故、社会效果的兼顾。我们可以看到，法官在实际案件中因为掌握公权力以及信息知识优势，很容易让案件的结果控制在一定的结果范围之内。这样的话，有些人不免会担心，调节者是否会利用权力让案件出现不公平的现象？法官是否会掺杂自己的道德评判？这些问题确实很让人担心。
在讲座的互动环节，贺欣教授与线下、线上的听众进行了交流，金年会登录段陆平、宋尧玺、黄岳几位老师参与了讨论。就司法调解这个话题，线上、线下的听众提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在三元论模式中，各“元”之间的力量不够均衡，如何防止作为调解人的法官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过度压缩当事人的权利？法官带着急于结案的目的进行调节，对司法的权威性和中立性有什么影响？法官调解如果突破法律规定，作为诉讼参与人应该如何预判诉讼的结果？调节者对争端文化的了解反而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现象，比如老屋继承案中，调解员运用文化进行调节时，如何避免文化歧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的调解和民事案件的调解有什么不同？针对这些提问，贺欣教授一一进行了详细的回答。
金年会登录副院长周少华教授主持了本次讲座。讲座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总计近300人聆听了这场讲座。
【徐敏 供稿】
